本书就是这种时代遗忘症的一个见证，尽管它在自觉不自觉中与这种遗忘做斗争。当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使用“社会转型”这相概念时，作者在本书中一直坚持使用“国家转型”这个概念，因为没有国家转型实际上就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或者说社会转型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无论是使用“国家转型”还是“社会转型”，都是放在“国家与社会”这个理论框架下来讨论的。在今天，“国家转型”与“社会转型”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和迫切，就在于我们如何在理论上看待“国家与社会”。 在本书中，“公共领域”被理解为一个相互妥协、相互交涉的领域，由此成为一个没有公共性的技术领域，一个纯粹的程序性领域。国家转型由此被理解为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个程序性领域中相互妥协和交涉的过程，其中所涉及的“革命”也同样被理解为一种程序性技术。

本书汇聚了八位福利制度专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分别考察了北欧、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福利制度及拉美、中欧、日本等新兴福利制度的演进历程、现状得失和发展趋势。本书卓有成效地评述了影响各福利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对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各国所作出的各种回应和选择，进行了富有洞见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国家治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以国际比较的视野，审视了新中国60多年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一脉相承的艰辛探索及其巨大成就，并通过严谨细致的研究阐释分析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规律。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式政道思维”，包括理想政治秩序，政体与政道等几章；中篇为“新中国的历史演进”；包括传统政道思维与当代治国理念，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论中国体制的学习模式与适应能力，大转型——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等四章；下篇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与政策”，包括公众决策参与机制，挑选决策者阶段的新趋向，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走向预算国家，中国在保护社会方面的新跃进，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等七...(展开全部)

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其中，有些学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解析经济发展之谜，尤其是关注于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充当的角色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时，不难发现许多国家的政府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有这么高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国是如何解决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作为问题的？但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粗放型增长、收入分配不公、地区差异、环境污染、官员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如何与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呢？本书从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治理视角出发，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政经条件和制度基础，提供了一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间，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迁，世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中国发展的历史记录、经验不同于西方国家，鉴于此，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发展。本书正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改革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变革和转型过程。

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其中，有些学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解析经济发展之谜，尤其是关注于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充当的角色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时，不难发现许多国家的政府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有这么高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国是如何解决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作为问题的？但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粗放型增长、收入分配不公、地区差异、环境污染、官员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如何与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呢？本书从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治理视角出发，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政经条件和制度基础，提供了一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本书以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为内容，着力探讨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基层治理存在“弱治理”和“强治理”的两极分化状态。“弱治理”主要是指涉及民众日常生活小事的治理，由于这方面的治理不能显示政绩，因此不被县乡党政领导重视，而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又常因科层制的惰性而无法企及，使得这些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小事得不到治理。“强治理”是指涉及政绩和上级问责的治理事务，如专项整治、争资跑项、城镇建设等，由于受领导重视，县域政府就会调动力所能及的一切资源进行治理，因而治理得较好。

清末以来，由于各地官绅大肆征用各类庙产，佛教与国家关系逐渐紧张。民国建立后，各地僧人根据《临时约法》的基本原则，采取社团运作的合法手段，与北洋政府进行了激烈博弈，迫使当局就佛教社团的性质与权利义务、佛教寺产的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逐渐形成《寺院管理暂行规则》（1913）、《管理寺庙条例》（1915）及《修正管理寺庙条例》（1921）等法律法规，中国佛教管理政策发生历史性变革，佛教与国家的紧张关系得以全面缓和。本书以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为背景，对清末民初时期佛教与国家关系由基本和谐到全面恶化再到重新建构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研究和系统梳理。

清末以来，由于各地官绅大肆征用各类庙产，佛教与国家关系逐渐紧张。民国建立后，各地僧人根据《临时约法》的基本原则，采取社团运作的合法手段，与北洋政府进行了激烈博弈，迫使当局就佛教社团的性质与权利义务、佛教寺产的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逐渐形成《寺院管理暂行规则》（1913）、《管理寺庙条例》（1915）及《修正管理寺庙条例》（1921）等法律法规，中国佛教管理政策发生历史性变革，佛教与国家的紧张关系得以全面缓和。本书以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为背景，对清末民初时期佛教与国家关系由基本和谐到全面恶化再到重新建构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研究和系统梳理。

在现代中国社会，政府规制和公共治理无所不在。本书作者是国际上规制与治理研究的巨擘。本书作为规制与治理法的力作，把握规制与治理的学术精义，关注规制与治理的实务进展，探求公法学与公共政策研究的水乳交融，关注国内规制与全球规制的互动，将在极大程度上推进我国规制法、治理法学术框架的形成，推进我国行政法学的革新。本书适用于法学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师生，也适合从事法学、公共管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阅读。对于中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决策咨询机构，以及跨国公司、行业协会、媒体等实务界人士，乃至所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有识之士，本书也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